劳动力减少、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在方方面面：
- 十八大首次改变“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表述。
- 统计局强调15-64岁人口数下降。
- 空心村的出现：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 农村小学的消失：少年人口减少。
本书特色是将人口结构变动纳入宏观分析框架以观察它的影响。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还有人口结构的改变。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人口结构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人口变动缓慢，并不意味着其影响是线性、均匀的，尤其是通过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造成很大波动。本章将阐述人口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胀、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周期等。
一、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
主要特征和趋势：
- 人口总量：增速下降，2025年见顶
- 人口结构：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变老，青少年占比减少，老龄人口占比变高
- 人口素质：受教育水平提升
- 人口分布：城镇化率超过50%，沿海地区人口占比增大
对经济的影响：
- 人口红利：25-64定义为生产者，则我国在90年代开始即超过100%，到2015年将达136%的顶峰。与其他国家比（日本125%，美国113%），我国高点更高。
- 城镇化红利：9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不充分就业到充分就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起步过晚，其他国家都是在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时开始人口红利，而我国在人口红利顶点时城镇化率也才50%。
2015年生产者-消费者比见顶后，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群体老龄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城镇化红利减弱。红利消退趋势无法阻挡，应抓紧时间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二、人多人少的争议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人口结构对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有影响。那究竟是“人多力量大”还是“人口是负担”？学界有不同看法，不同时期也有不同侧重。
西方主流观点并不强调人作为消费者的负担。
-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评判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程度就看居民人数是否增长。
- 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人口是指数增长的，而粮食产量是线性增长，所以要控制人口。但实际上进入工业社会后，人口并没有指数增长、粮食也不止线性增长。2010年全球人口69亿，但平均生活水平相比以前大幅提高。
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倡“人多力量大”，是强调人口的生产者角色；七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是侧重人口的消费属性。
三、放松计划生育影响
70年代计划生育推行后总和生育率很快由6降低到3，2010年达到1.6，不仅低于正常人口更替所需的2.1，还低于英法等低生育率发达国家。
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影响人口结构，导致抚养比下降，终结人口红利。同时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老龄化问题将日益突出。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让总和生育率提升，还取决于生育意愿和其他客观条件。但总的来说，放松计划生育将增加抚养比，虽然会加快人口红利的消退，但利于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
四、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
从供给端看，经济分析通常把供给面增长归结于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即总供给三要素。劳动人口数量是驱动经济的重要因素，但人口结构的变动还有更广泛的影响。例如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更年轻有利于创新，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由于闲置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实现充分就业，所以总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要高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经济学家刘易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认为这反映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可分为两个阶段：
- 劳动力无限供给: 此时劳动力供应过剩，工资水平为维持生存的最低花费。
- 劳动力短缺: 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成，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边际生产力。
经济学界把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拐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从需求端看，经济学界主流分析框架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会在相当长时间内规划自己的消费，以达到最佳配置。人在年轻的时候收入低，消费需求超过收入；人在中年的时候收入提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收入偿还贷款和为养老作储蓄；到了老年收入降低，便变卖储蓄的资产满足消费需求。金融市场环境、社会制度等都会影响当前消费，但这并不否定生命周期理论，反而能在加入这些因素后让其更加具有分析价值。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对宏观分析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意味着人口结构能够影响总消费和总储蓄。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比大，则消费倾向高、储蓄倾向低，反之则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而这正是人口红利阶段的特点。在一个开放环境中，储蓄最终转化为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出口），所以人口结构能够同时影响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此外国内投资导致资本存量增加，也能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人口结构还能影响供给。
人口红利到达拐点后，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见顶，会有以下影响：
- 总供给：
- 劳动力供应增长放缓甚至减少。
- 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生产率降低。
- 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速下降。
- 总需求：
- 消费转强，投资转弱。
五、人口结构与通货膨胀
人口红利阶段呈现“过剩型”经济特点：
- 劳动年龄人口增多，生产能力提高迅速
- 消费者占比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因为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费需求，所以价格拉动供给的能力效率高，导致通胀压力小。这并不是说不存在通胀，而是说相比“短缺型”经济，“过剩型”经济物价上升对货币条件变化的敏感度低。
那人口红利到顶是否会立即带来通胀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
- 虽然人口红利到顶，但生产者占比仍然大于消费者。
- 人口红利阶段的高投资率带来的产能扩张将继续产生作用。
虽然不会马上产生通胀问题，但会有相对价格调整。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增长缓慢。当劳动力供给逐渐趋紧后，工资水平上升速度会超过其他的价格上升，支持了消费需求，挤压企业端利润空间，从而抑制投资需求。至于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
六、人口结构与资产价格
人口红利结束后，老龄化问题凸显。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通过变卖早年积累的资产来换取年轻人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从而实现代际收入的转移，由此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会产生影响。
养老安排的经济含义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越来越多人进入老龄化。生产者占比降低，而消费者占比上升，带来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分配生产者的劳动和产品？有多少该分给老年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分配？这就是养老的制度分配。
- 农业社会：养儿防老，分配体现在家庭内部
- 现代社会：养老制度被社会化
- 现收现付制：本质上是对年青一代征税来抚养老一代人，在人口均衡的理想状态下年青人的负担是稳定的，但在人口红利结束阶段，年青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造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
- 储蓄积累制：意识到现收现付制的问题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进行诸如延迟退休年龄、鼓励储蓄等改革。例如美国401k计划。
- 我国现收现付占比低，社保基金等体量小，个人储蓄对养老保障起主要作用。
储蓄积累制是通过在劳动年龄积累资产，到老年再卖给年青人，实现收入的代际转移。储蓄积累制和现收现付制本质上都是年青人供养老年人，但有两点优势：
- 自己积累资产要比政府收税更隐蔽，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矛盾更小。
- 储蓄转化为的当期投资，提高了经济的未来供给能力。
资产价格变化条件
人口红利阶段资产价格容易偏高
- 储蓄者相对消费者较多，需求追逐有限的资产，容易导致估值过高。
- 人均收入增长快，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投资者预期乐观。
- 青壮年投资风险偏好高。
- 新增家庭数量多，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大。
货币信用环境也会影响资产价格。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转化为投资是有效的，但现实中可能有摩擦（和滞后），这导致金融中介功能往往具有顺周期特性，货币信用与资产价格相互影响。资产升值后，银行的房贷意愿增强、非银私人部门的借贷能力也增强，导致螺旋上升，直至最后泡沫破裂。
七、前车之鉴
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比中国早，虽然现实中影响经济的因素很多，但在一些大的趋势性变化上基本和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
CPI通胀率的变化： 1980年后西方经历“大缓和”：经济增长、通胀温和、波动下降。日本于1970年、欧洲从80年代初、美国从80年代中起进入人口红利阶段。在用5年平滑去除经济周期波动后，可以看到生产者/消费者比与CPI通胀率的变化趋势一致（生产者/消费者比上升，CPI通胀率下降）。除人口结构因素外，1990年中国加入WTO，提高了经济供给能力，进一步抑制了物价上涨。
资产价格的变化： 在“大缓和”的经济环境下，发达国际货币政策变得不对称（紧缩力度小，刺激力度大）。结合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货币信用顺周期的影响，过去30年资产价格波动幅度加大、金融危机频率增加。
- 房地产： 在生产者/消费者超过100%后20年，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都经历了一轮泡沫和其破灭，日本1990年开始“失去的30年”，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危机。（德国因制度安排、传统抑制了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因此幸免。）
- 股市： 35-54岁人群最有储蓄能力且风险偏好高，是股票的主要投资者。自1950年股票成为大众投资工具以来，美股市盈率和该年龄段占比方向趋势基本一致。日本股市指数也有同样趋势。
- 债市： 从借贷的供需来看，35-54岁也是主要贷款人，因此美国自1920年以来国债收益率与低储蓄/高储蓄人口比变化趋势相同。金融危机后这一关系产生背离，可能是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影响了对国债的需求。
人口红利通过高储蓄率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日本和德国基本符合这一理论，但1990-2010年美国人口红利阶段家庭部门储蓄率却很低，这是为什么？储蓄是为养老积累资产，如果一段时间资产升值幅度大，则会降低储蓄的需求，并因财富效应带来新增消费。此时资产升值并非储蓄的结果，而来源于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投资者羊群效应、市场过度乐观、海外美元储蓄的投资等。金融危机后，美国家庭部门财富大幅下降，储蓄率就重新上升了。
资产泡沫破裂： 欧美和日本当局在资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期间都推行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推高资产价格带来财富效应，但效果有限。原因是这次泡沫发生在人口红利结束时。前期生产者积累的资产和权益，在红利期结束后因经济增速下降、风险偏好降低而承受贬值压力。欧美面临的巨大政府债务压力，其实对应私人部门的债权。而财政调整的压力如延迟退休等，即是资产权益的贬值。如果强行刺激资产价格，虽然短期对总需求有帮助，但长期会因老一代占有社会资源过多而难以持续，最终仍将贬值。
美日德的经历的启示：
- 人口红利期积累的泡沫越大，调整就越痛苦。
- 人口结构均衡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会小一些。
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深远，再结合资产价格、货币信用周期可对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人口结构变化虽然缓慢，但对经济的影响却并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