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产效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根本力量，短期总需求也会影响长期总供给。在现实中供给与需求、长期与短期是相互交织的。
中国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GDP增速从10.4%下降至7.8%，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波动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是短期的，就意味着是总需求不足，需要财税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如果是长期的，就意味着总供给乏力，需要结构性改革。有说法认为，人口结构是慢变量不会发生突变，所以此次下跌是短期的。然而这是明显不对的，因为10.4%的前值大大超过潜在总供给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本章以“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分析框架：
- 从劳动力、资本存量及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面因素讨论长周期趋势
- 从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面因素讨论短期波动
- 探讨供给和需求间的相互影响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 供给侧：
- 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红利
- 现在已进入长周期放缓阶段
- 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
- 需求侧：
- 投资和出口是总需求波动的主要来源
- 短期内出口是外生变量
- 投资是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着力点
- 供求影响：
- 我们可能处于中国版“大缓和”时期
- 过度稳定的短期增长可能积累长期结构性风险
- 需要关注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两面性
一、过去三十年的三次增长上升期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可以根据增长会计法将其分解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劳动与资本是有形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一个残差项，包括一切不能以有形要素投入来解释的增长，例如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经济和组织管理等。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看似模糊的概念是理解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长期来看边际回报是逐渐减少的，所以要想持续增长，只能靠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1992-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贡献达50%，远超亚洲四小龙同期，究其原因有两点：市场经济的完全确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有三次明显加速期，这期间劳动力和资本增速都是相对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僵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 20世纪90年代：南巡讲话确立市场经济，政府改革。
- 21世纪初：加入WTO，提升开放水平，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充分就业。
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是否意味着人口因素不再重要？这是错误的：
- 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高投资，并且抑制工资上涨，为资本积累并最终转化为供给能力提供了条件。
- 劳动力城镇化一方面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充分就业，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提高了生产率，最终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
二、长周期放缓已经开始
当前潜在增长率的估计
由于潜在增长率是根据理论推演的来的，并不能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根据统计得到，但可以从一些侧面推测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关系：
- 实际增长率 > 潜在增长率：经济偏热，有通胀压力
- 实际增长率 < 潜在增长率：经济偏冷，有失业压力
2012年我国实际增长7.8%，CPI通胀2.6%属温和水平，就业压力也有限，由此判断2012年实际增长率离潜在水平不远。所以2010-2012年GDP增速的下滑不仅和外部需求疲弱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供给潜力的放缓（否则应有失业压力）。所以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很难维持过去的高增速。
增速放缓的诱因
- 加入WTO的制度红利释放殆尽。 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在入世后明显上升，金融危机前达到60%，但之后回落到50%。由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提高空间下降。
- 城乡劳动力转移空间减小。 估算闲置劳动力由2000年约8400万下降到2010年3400万，说明农村闲置劳动力所剩不多。而且近几年工资上升快过GDP增长，说明劳动力供给偏紧。
-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挤压实体经济。 快速上涨的价格引导过多资源投入房地产，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反映在上市公司中房地产企业利润率在过去10年大幅增长。
还有一个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源和环境压力。我国环境污染根源是市场失灵下政策的缺位，而资源紧张是由于政策越位约束资源价格导致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其实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指标会持续改善，关键是政府的介入。从需求端看，抑制重污染产业、投资环保相关产业对总需求不一定有负面影响，而且环境的改善从长期看有助于消除负外部性导致的低效。
三、改革决定未来增长
纵观未来，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必然放缓，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其中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的空间仍然比较大。
- 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前后十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3%和0.2%，增速明显下滑；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开始下降；未来10年非农就业将增加0.9亿，显著低于10年前的1.2亿。
- 资本存量：随着资本快速积累，投资的边际回报在下降；人口结构变化使储蓄率降低，使得投资率降低。当然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比欧美日低，追赶效应还在。
研究其他国家经验表明，有三点因素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教育程度、政府效能。这三点在中国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 研发投入：2008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1.4%，低于同期德国（2.7%）、日本（3.4%），美国（2.8%），而且研发资本存量差距更大。
- 教育程度：201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8.2年，低于美国（12.2）、日本（11.6）和韩国（11.8）等国家。
- 政府效能：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 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考虑以上可能的改革，预测未来GDP平均增速由下降3个百分点改善为下降1.5个百分点。
四、短周期波动：中国版“大缓和”
回顾我国经济增长短期波动历史特征，可以看到两大重要驱动因素：体制变迁和人口结构。
- 体制变迁： 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计划主导变为市场主导，缓解短期经济波动。
- 人口结构： 人口红利与城乡转移使得我国经济由短缺型过渡到供给充分型，制约因素变为总需求。宏观调控在此条件下转向了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大大降低经济波动。
“南巡讲话”前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计划经济，后者是市场经济，前者短期波动显著大于后者。原因有两点：
- 市场经济建立后，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并不面对市场，缺乏价格信号的约束，因此出现政策一放松企业就过度扩张的现象，造成经济短期大幅波动。市场经济化之后，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企业投资行为，降低了波动。
- 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转为需求，从而方便进行逆周期调控。1992年后，受益于人口红利和城乡转移，经济的供给能力大幅提高，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转化为了过剩型经济，短期波动主要由总需求变动引起，为逆周期宏观调控提供了操作空间。
从总需求成分来看，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的贡献则相对稳定：
- 出口：对GDP增长贡献最高时达到4.2%，最低时为-3.5%，主要受几次金融危机影响。出口波动还有乘数效应，会影响出口企业的投资和员工的收入。
- 投资：对GDP增长贡献最高时达到8.1%，最低时达到1.7%。投资的波动既有自身内在周期因素，也有宏观政策因素，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受政策影响尤其大。
宏观政策也有其周期：
- 外在波动原因：政府主导的投资波动与五年政治周期相符，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与金融危机周期相符。
- 内在波动原因：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传导链条为信贷增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每一级都会滞后1-2个季度，产生经济波动周期。
六、供给与需求的两面性
以上分析基于“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框架，但现实中两者相互交织，许多变量和政策都有“两面性”，因此政策的制定需要权衡取舍。
- 外贸：出口的扩张短期提升经济增长；长期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供给面改善。如果只关注“外贸依赖性”，则有将生产效率降低、竞争力减弱导致的外贸占比下降看作内部需求改善的结果。
- 房地产：刺激房地产市场可在短期拉动总需求；但长期容易造成土地价格过高，抬高实体经济成本，还会因土地供给不足影响供给面增长。
-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短期稳定经济波动；长期造成投资者风险偏好过高，积累结构问题和市场风险。
- 投资拉动需求：短期拉动总需求空间足、效率高、信贷乘数大；长期增加赤字扩大货币需求，拉升利率减少流动性，抑制投资，并且因为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破坏了公平环境，损害经济的整体效率。
改革方向：
- 降低行业垄断，增加竞争，促进非公经济发展
- 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 进行财政、金融改革达到结构性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