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过程加快。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城乡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但我国城镇化率还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70%。
我国过去的城镇化过程有三大特点：
- 城镇化发生在人口红利期，而其他国家城镇化发生在人口红利之前。
- 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带来城乡二元结构，并且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构成城镇内二元结构。
- 土地制度和房地产快速发展，使得地方政府收入大增，城镇化伴随投资大幅扩张。
后两点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因素。城乡二元结构带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挤压居民收入提供渠道。而房地产泡沫加剧了城乡居民财富差距。以上因素导致社会消费低、投资高，因此需要新型城镇化模式。
许多之前的讨论关注消费与投资，本章将在统一的框架下，全面讨论城镇化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关注劳动力增长放缓、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未来应从分配入手，解决分配不均、投资占比过高等结构性矛盾。
一、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城镇化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因此非农部门发展程度决定了城镇化率。恩格尔定律表明，随收入的上升食品消费占比下降。因此，收入上升会推动对非农产业的需求，引导资源向非农产业集中，导致城镇化率上升。所以虽然城镇化有规模效应、传播效应促进经济发展，但其首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城镇化来源于经济发展这一论断，其支撑有三点：
- 中外对比：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高（80%），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低( 50% )。我国城镇化率相对印度提升速度很快，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超过印度的趋势一致。
- 国内对比：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率高，西部云贵甘地区城镇化率低。同时城镇化率增长却西高东低，与经济增长西高东低一致。
- 非洲拉美反例：高城镇化率并不伴随高增长。非洲拉美地区因农村贫困或民粹福利陷阱，把贫民拉向城市，但收入并不显著增长，城镇基建落后。
城镇化驱动因素两种观点：
- 推：基于马尔萨斯主义，认为首先出现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资源稀缺，将人口推向城市。
- 拉：城镇生产效率提高，叠加政策偏袒，非农就业部门收入提高，吸引人口。
城镇化总框架：
- 供给扩张：深化分工、工业化、生产率提高，社会生产供给能力扩张。
- 需求扩张：根据恩格尔定律，收入提高后，对非农部门需求提高。
- 资源再配置：由于需求结构变化，资源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资源重新在城乡之间配置，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同时，城镇化也会反过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两点：第一，劳动力由人均资本低的农村转入人均资本高的城镇，生产率提高。第二，人口聚集后，产生企业规模效应、知识技能传播效应，劳动生产率提高。
过去20年，中国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两个方面提高了潜在增长率：第一，农民工由不充分就业转换为充分就业。第二，大量劳动力压低工资带来消费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上涨，提高资本产量和产能扩张的能力。
二、旧模式难以持续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大突出问题：（1）城镇内二元结构（2）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
二元结构
截至201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50%，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35%，其中有15%的人口为城镇中的农民工。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意味着在就业准入、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有较大差别。
二元结构的成因是政策扭曲导致城乡差别大，同时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权益。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工农剪刀差，以补贴城镇；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基建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倾向城镇。以上因素导致城乡条件差距悬殊，加强了人口转移。同时政策障碍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市民待遇：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越富裕、人口越多城市，落户越难）；不给予农民工同等市民待遇（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60%和18%，医保覆盖率分别为90%和19%）
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加大了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造成平均消费率低、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所以不平衡的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之一。过去我国贸易顺差大，意味着国外消费消化了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供给扩张。但高投资、重污染发展路径问题越来越突出，外部需求可能减弱，都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
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
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财富差距，其运转逻辑为：
- 城乡、城镇内收入分配差距大
- 平均消费率低、储蓄和投资率高
- 土地财政、高投资发展模式、房地产价格上升，紧密联系在一起
- 城乡之间、有产无产之间财富差距拉大，进一步压制平均消费率
我国城镇化是在蛋糕迅速做大期间实现的，劳动力供给充足。如今农村富裕劳动力大幅下降，同时工资上涨，这意味着经济供给面改善会减缓。同时需求端也面临改善结构的挑战，出口疲软、高投资的弊端逐步显现。改善分配、扶持消费对总需求的可持续增长十分重要。我国城乡间的巨大差距，使得消费需求增加的空间十分广阔，所以关键是消除政策障碍。
因此，判断未来城镇化对经济的影响要看两个方面：
- 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以及对经济供给面的影响
- 制度变革如何影响经济的需求和供给
成功的新形城镇化政策应满足以下两点：
- 通过促进效率，使总供给保持增长
- 通过改善分配，促进总需求增长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下降
估算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空间有两相互矛盾的因素：
- 我国城镇化水平低，继续发展空间大。
- 农业人口老龄化、城镇房地产价格高，加大城镇化难度。
已有工作估算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2500万至1亿。本文作者根据农产品播种面积，估计农业部门所需人口，再经由统计部门得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两者相减得到剩余劳动力人数约为1.2亿。考虑年龄结构，16至34岁的劳动力不足3500万。不同估计方法结果不同，但有两点无争议：
-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速放缓(2000年1.9亿，2010年1.2亿），限制了转移空间。
- 人口老龄化，加大转移难度( 40岁以后外出比例低于12% )。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速放缓带来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下降。2008年后，农民工工资增速快过城镇职工，已说明人力转移在减速，因为价格变化是反映商品稀缺性最灵敏的指标。
相比于日韩人口红利开始时已70%城镇化率，我国城镇化过程正值人口红利期，于2015年后生产者消费者比见顶。这意味着城镇化完成之前，人口红利将经历拐点，并伴随快速的老龄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城镇化不能达到70%，有三点化解因素：城镇人口普遍年轻、城镇生育率更高、城镇人均寿命更长。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城镇化率本身会随着农村人口的消亡而继续增长。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上升，会带来经济放缓和社会保障的压力。
四、新型城镇化需要多方面改革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积累了两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房地产泡沫。未来面临两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富裕劳动力减少。未来政府政策应强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四大政策领域：（1）户籍制度改革 （2）公共服务均等化 （3）土地制度改革（4）农业现代化。前两者侧重城市社会管理资源配置，后两者涉及农村社会结构和管理的变革。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要改变城镇内二元结构，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成为正常城镇居民，所以现阶段改革主要是着力放松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但一个新现象是农民工获得户籍后，并没有取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权利和待遇。所以根本的改革还是要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方面公共资源平均分配。一个改革方向是破除公共服务和户籍挂钩的制度安排。从长远来看，不仅要实现城镇内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构建全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三个方面：普惠、均等、一体。未来政府支出应更多向民生领域和农村倾斜。
农业现代化 从其他国家城镇化经验看，城镇化的进程和农村农业现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城镇化前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后期城镇化伴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最终城乡收入倒挂。推动农业现代化，最终结果应该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也能释放剩余劳动力，有助于城镇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现有土地承包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但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利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新型城镇化改革，更多涉及收入和资源的分配，对改善需求结构的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对现有城镇而言，人口转移已经发生，其对供给面的贡献已释放。
新型城镇化改革，强调分配领域的调整，体现了社会对公平分配的希望。然而，供给扩张与需求调整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完善分配制度，同时需要更广泛的经济结构与体制改革，来缓解将来可能面临的供给能力瓶颈问题。
五、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转型
总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将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政策着力点主要是增加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人群间的分配效率。需求结构的改善，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和出口。
消费
在消费上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将促进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与日本对比，其城镇化早期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而城镇化后期收入差距缩小，从而进入消费增长起飞阶段。与城镇化有关的消费结构变化，主要来源于消费提升和消费习惯的变化。随着农民工成为城镇市民，其在服务上的消费占会增加。
投资
随着消费率的提高储蓄率会下降，从而投资率也会下降。但城镇化还会继续推动市政相关基建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两点：
-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长，对总量的需求有增加。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在城市服务方面的基础投入如交通、水电、医疗教育还不够。
- 国家相关环卫标准的提高要求基建的更新和升级。
下降的投资率和继续增长的基建需求，都不支持再一轮的商品房地产大幅扩张。一二线城市人口区域饱和，三四县房地产供过于求。并且农民工即使转为市民后，收入水平仍然低，对房屋需求有限。相比与商品房，保障房将在未来产生更大作用。
出口
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还存在一定的制度惯性，所以在储蓄率到顶并下降后，未来投资率的下降幅度会小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意味着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在未来还会继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