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九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并指出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和挑战。本章试图做一个总结，以“新中间路线”为名。在西方的语境下，中间路线是指既不走纯粹自由市场的极右路线，也主张过度福利社会的极左观点。而在此处“新中间路线”是为了表明新城镇化下的政策要平衡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在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部下有一定取舍。既调整经济结构，又不导致经济的大幅下滑。
本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五点：
- 公平和效率：现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大，应优先推动既改善分配也改善效率的改革，如降低行业垄断、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改革消除流转税。
- 政府与市场：修正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政府应退出竞争性经济活动，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
- 上一代与下一代：放开计划生育，调节代际收入差距。
- 金融与实体：进一步市场化，同时警惕房地产泡沫。
- 需求与供给：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应顾及中长期供给面。
一、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 人口结构的方向性转变。劳动人口占比达峰；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老龄化伴随的养老问题。
- 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下降通道。随着总需求从外部转向内部，加入WTO带来的增长将逐渐消退，但国内经济效率不高、人们对休闲的需求也在上升，所以经济增长是放缓的。
- 结构失衡突出，主要是贫富差距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大，导致贫富差距，进而造成高储蓄率，使得投资占比大。随着总供给增长放缓，分配领域的失衡将更加突出。
- 房地产与货币信贷隐含金融风险。
- 外部环境变化。 需求疲软，货币金融持续波动。
二、公平和效率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改革以提高效率，也要调整结构改善公平，这两者是否冲突？效率的概念比较清楚，就是资源配置是否有效。而公平则涉及伦理，大致分为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两类，前者用基尼系数可以衡量。公平和效率有时冲突有时不冲突。本文所说中间路线是指在保证效率的大前提下，相对更强调公平。
分配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在市场中每个人的收入是根据资源禀赋的边际收益确定的，主要注重效率。（2）但因为每个人的禀赋不同，初次分配不一定在伦理上是“公平”的，因此需要公共政策进行二次分配。
我国在分配的两阶段中都存在问题，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如下：
- 行业垄断 我国许多行业存在国企垄断。垄断意味着不充分竞争，带来低效率；垄断带来超额利润，对民企员工不公平。应拆分垄断企业、降低准入门槛；对于自然垄断企业，实行政策定价。
- 财政收支结构失衡 我国财税收入主要靠流转税，是累退的；我国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民生。应推行财产税；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推动一体化。
- 土地、房地产禀赋不公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拉大了城乡差距；城镇中房产增值主要来源政府公共设施投入，是公共福利私有化了。应推动土地确权，保障农民利益，打破土地供应的政府垄断；城镇中通过房产税进行税收转移，削平不平等。
改革开放过程中财富快速积累，也带来了人与人间禀赋差距的大幅扩大，带来公平性的问题，需要在接下来逐渐重视解决。
三、政府与市场
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公平与效率平衡机制的一种。政府在经济中角色大致可归结为两点：（1）政府在市场中提供产品和服务
（2）政府制定政策法规规范私人部门行为
政府参与市场大的原则为：（1） 只有市场失效的领域或时刻政府才应干预（2）干预的结果应该增进总体福利水平
在过去一个世纪政府角色一直在来回摇摆：
- 大萧条前崇尚自由市场，之后转向凯恩斯主义
- 70年代滞胀后重回自由市场
- 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重启干预
我国改革开放前以政府主导经济，之后因市场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来快速增长。近年来暴露了不平衡的问题，但本质不是公平和效率之争，而是市场化不足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商品生产和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方面有越位和缺位。
相应的改革措施包括：
- 政府职能转变：
- 国有企业经济占比过大，应深化市场化改革，退出竞争性领域
- 地方融资平台与政府关系不清，应明确其不参与竞争性行业
- 减少行政审批
- 要素资源改革：放松管制、放宽准入、鼓励竞争
- 环保政策：污染问题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应及时补上政策漏洞，让污染制造者承担其带来的外部性。
- 房地产政策调整：房地产差异化大、流动性差，难以形成充分竞争。一方面加大保障房供给，保障低收入家庭享有公平居住权；另一方面减少对商品房的干预，尤其是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土地供给的垄断，转向房地产税。
四、上一代与下一代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结构的不平衡。上半场为人口红利，下半场为老龄化压力。公共政策应考虑如何平衡代价分配。
代际收入转移
- 改革养老制度降低年轻人负担：延迟退休；现收现付制度改为名义账户。
- 资产价格适度贬值：老一代以资产形式积累财富，在劳动力供给减少时会贬值，这是自然调控机制。否则老一代人占有资源太多，挤压年轻人。房地产过热就是一个反面例子。
放开计划生育
- 基础不再：计划生育理论基础是马尔萨斯陷阱。但这只对农业社会成立。在现代社会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成为重要资源。环境、资源、就业问题是政策失效的结果（而非人口总数过多）。
- 放开有利：虽然新生儿会加重消费负担，但长期来看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供应。
- 再不放开就晚了：如今人口老龄化还不重，老一代可以帮助抚育下一代，再晚则整个社会抚育能力就会下降。
五、金融和实体
2008年金融危机的启示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要配合实体经济发展，否则信贷过度扩张会挤压实体经济，并且这种不可持续的扩张最终如果以金融危机为结局，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伤害。
我国现阶段金融行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问题：
- 银行体系利润高。上市银行利润占全体上市公司利润50%，金融挤压实体。
- 银行体系坏帐增长快。近几年信贷占比增速快，银行表外业务多，带来隐患。
- 政府管制多。利率管制、资本账户管制等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当然放开的后果是增加银行风险偏好，需要进行审慎监管。
宏观层面的重要目标是控制信用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政策方面需要注意：
- 重视金融周期和实体周期差异：金融周期通常更长，在对实体经济进行逆周期调整的时候，要防范信贷过度扩张。
- 汇率政策：保持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升值-风险偏好-信贷扩张”这一恶性循环。
- 影子银行监管：尤其防范房地产泡沫。
六、供给与需求
由于人口结构的逆转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叠加政策扭曲等因素，未来经济供给面增长将放缓。因此应采取如降低垄断、增加竞争、转变政府职能等措施，提高效率的同时调整需求结构，使得居民消费占总需求比例提升。
现状不容乐观，因为从货币周期看现在到了自主紧缩阶段，私人部门风险偏好降低，使得实际融资条件偏紧；而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未破裂，给货币政策带来目标冲突（对房地产刚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过紧）。
因此对总需求管理提出要求：在稳定短期增长情况下关注其中长期对供给面的可能影响。现有总需求管理办法主要为政府投资为主，虽然短期提振GDP效率高，但长期挤压民企且不利于税收、公共服务支出的改革。
货币政策方面要稳增长、抑泡沫，加强控制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推动房地产税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