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首先讨论了国家的性质，并围绕统治的力量和手段这两个关键点展开。他观察到除了世袭君主国以外，其他所有政体都需要君主采取具体的政治手段来巩固统治，这些手段取决于君主力量的来源和要面对的敌人。对于靠自己的武力夺取国家的君主，他的敌人是旧君主世系、自由城邦文化，因此要灭绝其君主世系或者完全毁掉城邦、新君主亲自驻扎、拉拢周围弱小的势力来制衡而但又不使其滋长。对于靠其他力量（外援、邪道、市民）得到国家的君主，他的敌人主要是国内的贵族，因此他需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新同盟力量、铲除潜在敌人、对人民恩威并施。无论是哪种情况，归结起来其核心四要素就是：
- 识别谁是潜在盟友谁是敌人（原有的君主、周边的势力、被压迫的人民、心怀不满的贵族、希望自由的市民）
- 迅速彻底地铲除敌人（得罪最少的人来满足更多的人，且让他们无法报复，从而可以不必一直残酷）
- 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巩固统治防止潜在敌人反扑）
- 对人民施恩但让他们一直有求于你（保证危急时人民不会抛弃你）
这些统治手段无不是从力量、利益、人性出发，体现了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一大特点——现实性。比如，他不会向孟子那样教育君主要德政、一味鼓吹“民心所向”，而是从现实出发——人民是有可能抛弃他们的君主的，所以君主不仅需要平时施恩，还要让人民始终畏惧和有求于他，这种合作关系才能在外来力量面前保持稳固。“仁政”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只是统治手段中的一个选项，得和其他选项一样放到天平上计算成本和收益，他甚至指出，若必须在“被爱”和“被惧”中作出选择，君主应该优先选择后者。
在第二部分，马基雅维利就统治的力量作了讨论。分别指出了雇佣军和外援的危害：由于武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最终将奴役自己的主子或盟友。而国民军因其兵源性质和创建沿革，不会背叛国家和君主，因此马基雅维利将国民军视为君主唯一可靠的力量来源。这一观点直接针对当时意大利分裂的现状，马基雅维利认为唯有国民军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这部分篇幅不多，但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很本质的观察：一个君主的声望高低，完全取决于他对于自己武装力量的掌控程度。由此提出君主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军事责任，君主以此立国，别无它法。
在解决了力量（军队）和手段（权术）的问题后，马基雅维利进一步追问：君主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接下来的回答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因为它彻底剥离了政治和道德的必然联系。虽然在前文分析君主的统治手段时或多或少透露出实用主义的倾向，但真正到了这一部分，马基雅维利才将统治术由手段上升到品德，或者说将君主的品德也纳入统治手段的视野进行讨论。这是彻底地将“君主”这一角色应该履行的职责同扮演者区分开来，以一种去道德化、纯工具理性的视角进行论述。在这一视角下那些在平常人身上值得赞扬的品德如慷慨、守信和仁慈都通通被重构：慷慨会导致国库空虚，守信有时会损害国家利益，仁慈会纵容叛乱导致破坏。究其原因，是作为人之顶端的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只能回归最本质的丛林法则。在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框架下，一个给臣民带去法律和秩序的君主，其本人却需要在丛林法则下求生；一个让国家稳健安全、人民安居乐业的君主，却需要具备吝啬、狡诈和残酷的品德，这真是残酷又讽刺。这种矛盾恰恰揭示了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核心——君主必须通过“恶”的手段达到“善”的目的。
最后，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揭示了君主制下政治的冷酷性，那么现代民主制是否也以更隐蔽的方式在实践着他的政治原则？